破窗理论（Broken windows theory），也被称为破窗效应，是盛行至今的一种犯罪学理论。意思是：一扇窗户破了，如果没有被及时补上，不仅这扇窗户会被继续破坏，而且别的窗户也会被破坏。
该理论的创始人是詹姆士·威尔逊(James Q.Wilson)和乔治·凯林(George L.Kelling)。他们在1982年3月版的《The Atlantic Monthly》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名为《Broken Windows》的文章。其核心观点是：环境中的不良现象如果被放任存在，会导致其他人仿效，甚至变本加厉。
破窗理论推动了美国警务模式的转变，也促进了世界环境犯罪学的研究，曾被美国纽约、 美国新墨西哥州阿尔伯克基等作为犯罪防治政策改革的依据之一。此外，破窗理论还延伸到经济学、法学、管理学、医学、教育学等众多领域。
法国大革命时期，巴斯夏在《看得见的与看不见的》（That Which Is Seen and That Which Is Not Seen）一书中提出作为经济学谬误的破窗理论。
芝加哥社会学学派早期，从社会法律角度上开始研究犯罪的产生可能跟社区邻里效应有关。
1961年，城市规划师简·雅各布斯 （Jacobs Jane）在《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 （The Death and Life of Great American Cities）中提出城市设计与犯罪之间的关系、与日俱增的领地意识与自然监督的重要性等。
20世纪60年代末，美国斯坦福大学心理学家菲利普·辛巴杜（Philip Zimbardo）首次阐述破窗理论，并进行了“偷车实验”。
1972 年，美国犯罪学家和行为建筑学家奥斯卡·纽曼（Oscar Newman）在其著作《防卫空 间》（Defensible Space）中提出“防御空间理论”，为破窗理论提供了关注社会秩序与生活质量问题的视角。
1977年，赫尔曼·戈尔茨坦提出警察应该对打击实际犯罪与控制对犯罪的恐惧感采取不同的措施，并且后者更为重要。
1982年3月，詹姆士·威尔逊和乔治·凯林在《The Atlantic Monthly》杂志上发表一篇名为《Broken Windows：The Police and Neighborhood Safety》的文章，首次完整的提出了破窗理论。
1997年，凯林和凯瑟琳·科尔斯出版《破窗效 应：失序世界的关键影响力》，探讨以何种方式与何种程度才能在牺牲最少个人自由的前提下管理公共领域的秩序。
2015年8月11日，乔治·凯林发表《不要责怪我的“破窗”理论导致治安不佳》，对破窗理论进行补充说明。
1995 年，鲁旭东《法律与无序—中国南方的犯罪问题》中，关注到了无序与犯罪之间的关系。
1998年，于杰在《从经济角度看水灾》中提出破窗理论在灾后重建中不可取。
2000年，陈小波在《破窗理论与社会治安》中简单的描述了破窗理论的由来和主要观点。
2005年是破窗理论在中国用于犯罪预防的元年，其中发表的文章就有庄劲和廖万里发表的《犯罪的情境预防原理》，夏菲的《论美国警政的发展与特点》以及《论美国社区警务的理论与实践》。此外，破窗理论还延伸到经济学、法学、管理学、医学、教育学等众多领域。
破窗理论（Broken Windows Theory）也叫破窗效应，是犯罪学中的一个重要理论，源于对社会生活的不断观察与探索。该理论认为环境中的不良现象如果被放任存在，会诱使人们仿效，甚至变本加厉。譬如：一栋有几扇破窗户的建筑，如果窗户不修理，破坏者往往会打碎更多的窗户。最终，他们甚至可能会闯入大楼，如果没人住，里面可能会成为非法居住者的地方。或者是一个铺面，如果一些垃圾堆积起来，很快就会有更多的垃圾堆积起来。最终，人们甚至开始把外卖餐馆的垃圾袋留在那里，甚至破门而入。
詹姆士·威尔逊和乔治·凯林在提出破窗理论的同时，还提出了“零容忍”模式的应对策略，其核心就是通过对轻微违法犯罪行为，绝不容忍，从而预防发生更严重的犯罪行为，以此来降低犯罪机率，从而维护整个社会的安全与稳定。
对于破窗理论的实证检验一般有两种形式，第一种侧重于社区的混乱和犯罪，以及其他和犯罪相关的因素，比如贫困和居住不稳定。第二种侧重于破窗警务的措施，比如轻罪的逮捕率。
针对第一种。如，1990年，韦斯利·斯科根（Wesley Skogan）在《混乱和衰落：美国社区中的犯罪和螺旋式衰落》一书中建立了混乱和严重犯罪之间的因果联系，从经验上验证了“破窗”假说。几年后，坦普尔大学的拉尔夫·泰勒（Ralph Taylor）对66个社区进行研究后，得出结论：不同类型的不文明行为可能需要不同的政策回应。
针对第二种。如，1993年，纽约市长鲁迪·朱利安尼（Rudy Giuliani）和警察局长威廉·布拉顿（William Bratton）利用破窗理论作为实施新的强硬政策的基础，积极处理相对较轻的犯罪，加强对公共场合饮酒、随地小便和涂鸦等犯罪的执法力度。此外，还严厉打击了在交通站主动索要清洗车窗费用的流浪者，并且禁止在无执照场所跳舞，关闭了许多有公共骚乱记录的夜总会。在朱利安尼采取强硬措施5年后，纽约市的犯罪率整体下降50％，谋杀案减少 70％。
20世纪90年代，纽约将破窗理论运用到纽约地铁的治安和犯罪防控中。当时，整个城市中主要交通干线和地铁犯罪率逐渐升高，但是警局没有去打击犯罪率，反而是全力打击逃票的行为。最后发现，逃票的人中有七分之一可能是通缉犯，有二十分之一的可能携带凶器。最终，以抓逃票这种行为为起点，纽约市交通干线和地铁犯罪率逐渐降低，社会秩序和安全也得到了维护。此后，詹姆士·威尔逊和乔治·凯林的破窗理论得到了美国法律界的认可，被称为“警务活动的圣经”，是对美国警务活动的一次改革和完善。破窗理论最初只是在法律领域被人所熟知，但后来被广泛应用到社会其他领域。
破窗理论推动了美国警务模式的转变，也促进了世界环境犯罪学的研究，曾被美国纽约、 美国新墨西哥州阿尔伯克基等作为犯罪防治政策改革的依据之一。
破窗理论的应对策略“零容忍”模式被各国（地区）广泛地应用到治理社会治安中。比如，1998年，英国的戈登·休斯在《解读犯罪预防：社会控制、风险与后现代》中介绍了破窗理论，并指出破窗理论对英国当时的一系列社会状况的改善提供了帮助。20世纪，新加坡社会贪腐现象严重，经济低迷。在经过各种尝试无果后，决定用“零容忍”模式，连续出台多部反腐法规，对于有腐败行为的官员，只要证据充分，不分职位高低，不分行贿受贿金额大小，一律严惩不贷。最终，新加坡被称为“亚洲最廉洁的国家”。此外，中国香港对贪腐行为也采取过“零容忍”模式，在进行一系列反腐活动后，取得巨大成效，成为亚洲最清廉的区域之一。
破窗理论并不是一个高逮捕率的项目，而是一套高度自由的裁量活动，旨在寻求入侵性最小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它的核心价值在于对社会犯罪防控系统的启示与引导，推动了美国警务模式的转变，也促进了世界环境犯罪学的研究。虽然破窗理论仍有许多不足，不能具体的解释适用的范围与类型，但我们可以通过对外部环境的控制，减少犯罪的发生，其贡献是巨大的，为犯罪的防控提供了新的视角。
2005年，芝加哥大学法学院教授伯纳德·哈科特认为：纽约在20世纪90年代的犯罪率下降是可以预测的，无论有无破窗治安都会发生。因此，对大多数城市来说，破窗治安的成本大于效果。专注于轻微的轻罪会分散警方的宝贵资金和时间。
在经济学中，有破窗谬论一说。意思是：在市场完全饱和的情况下，打碎一块玻璃，能够提供无数金钱和就业机会，得大于失。比如，一个小孩打破了面包店的窗户，面包店的老板只能把原来计划买西装的钱拿去买玻璃，这样就给玻璃生产商创造了商机，玻璃商赚钱后又去购买其他东西，给其他生产者创造商机。假如更换玻璃需要200元，若乘数是5，那么创造的社会财富将会达到1000元。这就远远超过了原先玻璃的损失。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讲，面包店老板不去买西装后，西装生产商就少了一笔生意，以此推论下去，社会又将减少很多的生意和就业机会。
“破窗效应”的法治启示.凤凰网.2023-02-17
以“终身问责”杜绝“破窗效应”.中国共产党新闻网.2023-02-17
芝加哥社会学派.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2023-02-17
Don’t Blame My ‘Broken Windows’ Theory For Poor Policing.manhattan-institute.2023-02-17
The “Broken Windows” Theory of Criminal Justice.bahaiteachings.2023-02-17
What Is the Broken Windows Theory?.thoughtco.2023-02-17
破窗理论.重庆两江新区.2023-02-17
破窗理论的破绽.新浪财经.2023-02-17